4月14日下午，重庆市司法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文强因犯受贿罪，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强奸罪，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(据新华社4月14日电 )。关于他在位如何霸气和腐败的细节，也一一见诸报端。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办案民警披露的文强的这样一个特点：“他并不真在乎收了多少钱，他是在收钱过程中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愉快。他记不得多少人给了他钱，但谁没给他钱，他一定记得住！”(据4月1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办案民警称这样一个发现让他感到“奇特”，但在我看来，文强的这一特点真的没有什么“奇特”，它只是再次证实了官场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，也是腐败的根源：公共权力的私有化。
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、同意，本来只能被用于为公共利益、人民利益服务，但是，当它一旦被官员“改制”，完成了私有化，由于权力所具有的调动、支配资源的能力，所以它实际上就成了官员手中的“宝葫芦”，只要把它祭出来，就可以要什么来什么。
正是因为“权力宝葫芦”所具有的无所不能的性质，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，因此文强才会“并不真在乎收了多少钱”，而只在乎收钱过程中“权力带来的愉快”。实际上，收钱的过程，是一个验证“权力宝葫芦”是否灵验的过程，由于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文强才会“谁没给他钱，他一定记得住”。
这些年来，腐败的泛化、深化，追根溯源，无一不与权力私有化有关。权力私有化的结果，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众多的“分利集团”，他们像恶性肿瘤那样寄生在国家和社会健康的肌体上，依靠社会生存但又极大地损害着社会，可以想见，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手段遏止、乃至切除这些“分利集团”，则必将同归于尽而后已。
公共权力为什么会被“私有化”？这就牵涉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：缺少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——既缺乏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之间的横向监督与制衡，也缺乏来自公众的自下而上的纵向监督与制衡。唯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，但这种监督由于无法克服少数人监督多数人所面临的力量不对称、信息不对称的困局，所以其实际效能又被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。
我国宪法规定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。如何创造条件落实这一规定，让人民享受“权力带来的愉快”而不是只让官员享受“权力带来的愉快”，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改革所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。